如何看待国内对海外学校的认可为什么中国很难出现思想家这位学者给出了可靠的解释
嘉宾:张国刚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代表作有:《唐代研究》、《从中西初次相遇到礼仪之辩: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唐代家庭与社会》、《文明对话:中西关系史》、《德国汉学研究》等。 为什么欧洲汉学发达?有语言学传统,也有科学的理论范式。问:您研究过欧洲汉学的发展。 以前有人曾说过,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把自己的学问放到国外去的国家。 现在很多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人都会读西方的作品。 所以想问一下,欧洲汉学它的优点在哪里?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从西方的经验中汲取什么? 张国刚:欧洲的汉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19世纪以前的一个阶段。 1814年法兰西学院开始设立汉学教授,第一任教授的中文名字叫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musat)。雷慕沙
事实上,在1814年之前,在中国有许多传教士,包括利玛窦等人,他们向西方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翻译。
这个阶段的汉学其实和之前没多大差别,也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带有一种宗教的目的。 虽然主观上可能没有这个目的,但客观上确实有,也体现了西方人自身文化的优越感。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汉学家多为外交官,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韦德和翟立思,他们都曾是驻华外交官。 汉堡大学后来担任德国驻北京、上海和厦门领事,在奥兰阁柏林大学任教,也是德国第一位汉学教授。 大批这样的学者,他们都是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为主,他们也请了一些中国人来帮助翻译很多中国的书籍。兰格
第二阶段大概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当时出现了一批学院派,他们研究中国有西方历史悠久的东方学的学科背景:汉学从属于东方学,以及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气候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对比历史语言学的起源,欧洲人发现印度的印地语和梵语与欧洲的日耳曼语,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和英语属于同一语系,因为词缀、前缀、后缀甚至语法都很相似。
这就是所谓印欧语系。 这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 后来汉学就是靠这个推动的。 西方人后来到吐鲁番、西域考察过几次,发现了很多胡语文书和汉语文书。 他们破译了中国许多消亡的语言。欧洲人破译了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他们有这个传统。 欧洲人热衷于研究中国西域的历史和地理,而这种研究需要研究藏语和蒙古语。 语言方面,西方有很大的优势。探险家斯文赫定
西方汉学和东方学注重古典文献学的训练和学习。
中国人的国学研究,很注重西方的这种东方学、语言学的传统。清华于1925年创办了国学。当时对国子监的学者做导师有三个要求:第一是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二是熟悉欧洲、西方、日本的汉学;三是既用科学方法,又用考证方法做研究。
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是从来不跟语言搞在一起的,但是西方的汉学它是语言学上面的学问。汉学家魏礼贤
20世纪西方汉学的繁荣,也是受到一战后西方反思精神的启发。
西方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批判和反思。为什么欧洲人总是打打杀杀?开始佩服老实的东方文化。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里说得很清楚,“五四”时期他正在欧陆考察,他在《欧游心影录》劝告中国人,你不要再糟蹋自己文化,仰慕西方文化了,西方现在还期待中国文化的反哺呢。当时欧洲很多大学开始设立汉学系。
1925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有一个叫卫礼贤(Richaid Wilhelm)的人,创办了汉学系,还提到当时北京正在筹办的“清华国学院”,他是一名新教传教士。陈寅恪、傅斯年这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西方学习的。
他们在那里感受到了一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 傅斯年曾说,巴黎和东京的东方主义应该带到北平。当时我们也认识到了欧洲汉学的优势。 佩利奥特除了西方人在语言上的优势,还有哪些优势?中国传统之学缺乏理论工具,而中国之学是一种判断,讲求正统,歧视谬误。它不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来做出理论判断。
1810年以后,欧洲的研究性大学摆脱宗教的束缚以后,他们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影响到了汉学研究。有一个人叫孔(又译康拉迪),是林语堂的博士生导师。他在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时,注意用现在的概念和理论来讨论。
伯希和在给他去世时写的悼念文章里面就说,过去的汉学家都是翻译一些中国的书籍,最多进行一下解释,可孔拉迪不一样,他开始从社会学、宗教历史学的角度去解释古史,我们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西方汉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参考。
比如后来史学大家陈寅恪,他著作的形式是非常传统的,你把他书中的注释去掉,就跟古人的书一样,抄书和评论是连在一起的,很像吕思勉的断代史系列。陈寅恪作品
但他的问题意识是现代的,比如关陇群论,他对种族和文化的看法。
他是想建立一个进入现代阶段的中国传统学说,这个我们没有做的,现在还主要移植西方的。总之,西方汉学有各种优势,比如语言的优势,社会科学作为工具的优势等等。
前些年,先生在《九州学刊》创刊号上,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我很赞成他的说法。20世纪开始引进西学兴办中学,如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历史事实的双证据法。西方汉学家的著作起到了示范和桥梁的作用。那么,就应该改变把西方理论奉为神圣的做法,以此为他山之鉴。你应该从中国内部总结社会理论范式和概念工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需要两个方面,两个变化:时间变化,空变化。 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其生长的空间土壤,与我不同;其理论的适用性会有圆凿方纳的问题。 需要空之间的转换。 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代表了当代人对于该领域问题的思考,其解释框架,如何还原到历史上同样的问题领域,还有一个时间上的转换。家暴能解释武则天虐童吗?武则天小时候被同父异母的哥哥欺负,产生心理障碍?汤灿高宗对武则天的爱可以解释为恋母情结吗?中世纪庄园制下的自然经济能否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的经济形态?有时候,我说历史学科单方面推进的可能性很小。既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就离不开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整体进步。
我们应该洗去西方人贴的标签,回归原点。问:现在很多学术研究框架都是用西方理论构建的。 曾经看到过一个评论,有人会拿黑格尔去解释康有为,但从来没有人会拿康有为解释黑格尔。 中国的学术一直在跟随西方的理论框架,这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张国刚:这说明中国需要自己的孟德斯鸠,甚至需要自己的马克思。 要有人扎扎实实在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当中归纳出一些概念,理论,说明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国的道路。现在一般叫用中国的话讲中国的故事,用中国的话讲中国的路。
这样做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自然语言变成特定的学术语言,就有了固定的内涵,比如经济、权利、,这些固定的内涵是从中国历史实际中概括出来的,还是从西方的理论词汇中套用的?这就是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词来概括中国的传统社会?应该用什么词来概括中国的制度?中国叫自然经济,地主经济,主义。这些词的确切内涵是什么?其实都是需要推敲的。
有的学者用富民经济来形容宋朝的政策,就是为了在这里有所突破;有些学者嘲笑资本主义的萌芽情结,这也是试图摆脱套用西方理论的后遗症。 古代农业生产从自然语言到专业术语,两者之间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用自然语言,专业的术语来表达描述我们历史上的现象,经济现象,社会现象,人际关系等等这些内容,是需要深入的讨论。当我们用西方的话来解释时,就会有障碍,因为东方的知识都是西方人建立起来的。
这里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如何回归到本原,把近代以来我们被贴上的各种意识形态标签洗干净。我把西方用意识形态激励自己、统治世界的方式分为三个阶段——1.0版、2.0版、3.0版。
1.0版。 1494年在教皇的干涉下,葡萄牙、西班牙签订条约,以教宗授权的方式划分海外殖民地,东边给葡萄牙,西边给西班牙。 他们瓜分殖民统治,瓜分世界的理由是什么?教皇说我代表上帝,所以所有不信上帝的非徒都应该占有他们的土地、财产和财富。 2.0版。 工业前后,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美洲、澳洲和非洲是落后的,亚洲也落伍了。 他们征服世界的理由是什么?我先进,你野蛮,我文明,你庸俗,我进步,你落后。 新路线探索示意图二战后,西方出了一个3.0版本。
3.0版本是什么呢?是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我曾经说过,中国有很多问题和难题。
一百多年前,君主立宪搞不成,是因为康有为错了。英国和日本都有立宪君主制,他们的君主制是永恒神圣的。
中国呢,唐朝姓李,汉朝姓刘,明朝姓朱,宋朝姓赵,清朝皇祖姓爱新觉罗,冯玉祥能用武力把逊位的清室赶走,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与英国光荣的做法也大不相同。中国的朝代沿袭的是混乱的统治,“王侯将相有一种太平”无法构建稳定的秩序。
宋教仁热衷于议会,也不符合国情,初年有4亿多人口,你用投票选举,不是开玩笑吗? 陈胜起义评价一个系统,不是用绝对的完美,而是用相对的适合度!制度演进随着诸多社会因素的变化而发展,适应度的门槛在上升,完善度的分数在上升。
所以我们读历史,可以找到制度的传统渊源,看到制度的问题,看到制度的改革方向。 我们和西方人两百年前是没怎么打过交道的。 200年后,中西相遇,西方是工业国,中国是农业社会。 现在中国已经大踏步的追了上来,尽管任重道远。